卡塞尔文献展如何造就“神话”

       原标题：文献展的神话徐徐展开——中国首次大规模呈现卡塞尔文献展

       第十届文献展上弗朗茨·魏斯特作品“文献展椅子”

第七届文献展上约瑟夫·博伊斯的“7000棵橡树——以城市绿化代替城市管理”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大型文化活动像卡塞尔文献展那样承载着人类的历史记忆。作为世界性的当代艺术展，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就像一本可视、可读的教科书，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记录”了艺术在社会变更中的位置更迭。同时，通过展览及其教育项目，卡塞尔文献展还捕捉了参观者和评论家对艺术的感知，以及策展与呈现的形式与体量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当卡塞尔变成了“文献展之城”，文献展的神话便徐徐展开。

       四个板块讲述空间的故事

       为了延伸卡塞尔文献展的传播空间，让中国艺术界整体了解其动态进程和学术特征，并构成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3月1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与媒体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展览“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展出有关文献展的作品和文献近300组，包括文献展创始人阿尔诺德·博德的艺术创作、概念手稿与家具设计，以及历届文献展艺术总监与重要艺术家的原始手稿、草图和部分珍贵原作。据主办方介绍，展览历经一年多的准备，是第一次专门面向中国观众而策划的关于卡塞尔文献展历史发展与沿革的大规模的历史性展览，并且是中德两国建交45周年的首个重要文化活动。

       “文献展这60多年的历史所讲述的，终究是空间的故事——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及一般性空间，它们皆由过去百年的艺术发展所塑造。”基于此，德方策展人克劳斯·西本哈尔表示，此次展览试图以四个核心空间——“重建”“转型”“一切皆可”和“全球话语”，依次对应文献展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姿态和格局视野，故事的序章，从阿尔诺德·博德作为文献展的创办者和最初几届文献展的实施者与启发者而拉开。在故事的末尾，则专门开辟一空间以回顾文献展中艺术教育的历史与实践，并以“实验室”形式呈现为这一故事的生动后续。

       卡塞尔文献展始于一片恐惧而悲伤、但同时也酝酿着重建与改造的氛围中：一座被摧毁的城市，一个怀有卓越想法的人，一场全国性的花园展，一座临时重建的18世纪博物馆，以及一群热情投入的市民、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家们。卡塞尔城、阿尔诺德·博德和他的朋友们，以及1955年举办德国国家花园展共同推动着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举办和市中心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作为文献展主展馆的确立。

       从“西方艺术”到“全球语境”

       如果说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本是奔着举办一个“大型国际艺术展”的梦想而去，那么，当博德在临时修缮的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和橘宫的废墟之上（自第二届文献展起）塑造的充满魔力、伤怀与美感的艺术空间，则让一切都服务于美学效果，在这里，单个的艺术作品自成体系，观赏者能够感受到对话般的交流。于是，展览变成了媒介，变成了一种“次级艺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种“反文化”和“反”艺术悄然崛起。这种“反”艺术时而宣扬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时而自称是大众的文化，艺术变成政治立场的表态，或者一种“社会雕塑”（约瑟夫·博伊斯语）。文献展积极应对这种文化挑战，成为当时艺术与社会变革的转折点与起始点，推动了现成品艺术、观念艺术、媒体艺术等的发展，从1968年第四届文献展开始，展览成为了一场带有过程性、表演性和参与性的艺术事件。而在接下来的第五届文献展上，哈罗德·泽曼开创了艺术家型策展人的先河。

       第七届到第九届文献展中，展览空间转变为“体验空间”，打破围墙与藩篱，连接内部与外部，策展理念也试图将艺术的多元性和对时代的反思结合起来。展览从此不再只是一种媒介，而是一个社会事件——卡塞尔文献展是所有人的文献展！欧洲的政治变局，阿拉伯和亚洲地区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化，悄然改变了当代艺术的语境。在世纪的、世界的狂欢与反思中，卡塞尔文献展正式成为一部“地方的全球化历史”。展览空间与全球化的政治、社会、文化相连接，不同的艺术总监分别以自己的“叙事”解释着世界艺术的现状。

       “历任文献展艺术总监的主观视觉与文献展的客观性之间的独特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文献展，并塑造了文献展的形象。起初，文献展中所展示的20世纪的艺术主要以欧洲和北美的艺术（即所谓的‘西方艺术’）为代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则进入到全球语境。”克劳斯·西本哈尔说。

       德国理性精神的延续

       这种国际性远远逾越了边界的限制。今年尤其如此，据了解，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将首次在两地举办。除了卡塞尔，希腊首都雅典成为第二个主办场地。这场以“向雅典学习”为名的展览邀请观众从艺术视角审视希腊和欧洲过去几年在政治、文化、民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参展的艺术家们将在两座城市展开合作。卡塞尔市市长贝尔特拉姆·希尔根对此满怀憧憬，他表示，卡塞尔文献展不仅要展示当前艺术的发展，艺术策展更要着眼于政治和社会语境。在希腊雅典设立第二展区，这无疑是对身处欧洲一体化危机的欧洲和成为众矢之的的希腊的直面回应。

       之所以用“神话”这个词来描述此次文献展，此次展览中方策展人、中央美院教授余丁这样诠释：“卡塞尔文献展不仅是阿尔诺德·博德及其继承者创造的神话，同时也是德国民族精神在艺术展览这个领域的体现。展览的四个部分对于文献展所渗透出来的神话做了更清晰的呈现和深入的阐释，无论是策展人、艺术家、展览的组织者，都是文献展神话的理性的组成部分。理性，恰好是文献展这一德国神话的精神内核，而思想自由是德国民族理性精神的结果。”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中，也与卡塞尔文献展发生着诸多关联，所以此次展览也单辟板块展示中国与文献展的关系。这场关于文献展的文献展得以让中国的观众很直观且不费力地以艺术史的眼光看待过去，反观当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用“文脉”“文法”“文本”来归纳展览的意义：“文脉”即从展览可以看到过去13届文献展在主题上的变迁和不同主题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如同阅读一部富有代表性的西方当代艺术历史；“文法”即文献展最富有魅力之处就在于每一届策展人的文化观念和策展方式。不同的“方法论”构成文献展不同于其他国际性艺术大展的自身“文法”，而策展方法论正是今天研究展览史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也是迎接新的文化情境对展览挑战的重要参照。“文本”即以文献资料为对象进行展览策划，以及通过精心的展示设计，将文献资料构成既供视觉阅读又具观赏感受的展览，堪称别具特色。

（责任编辑：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