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见真章：台北故宫里的“历代书法选萃”

原标题：笔墨见真章——观历代名家书法

三国魏曹真残碑暨碑阴墨拓本

明代文徵明《书兰亭序》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7月1日至9月25日举办“笔墨见真章——历代书法选萃”展览，展出了自三国至民国时期历代名家如张旭、赵构、赵孟頫、文徵明、丰坊、董其昌、史可法、郑燮、郭尚先、赵叔孺、邓散木等书法作品14件。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形成。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

清代以降，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三国魏曹真残碑暨碑阴墨拓本（。此碑碑主为曹真，《三国志》有传。三国魏太和五年（231）刻立，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本幅上方为碑阳之拓本，仅存中段，计二十行；碑阴在下，又分两段，计三十行。据考，第八行“邽”字未损者，与初拓本同样是道光年间时所拓，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即是。书风上承汉隶，然字形较为方正，横画起笔和收笔棱角明显。此作既是研究三国历史人物重要史料，也是认识隶书书体发展演变的代表碑刻。

明代文徵明《书兰亭序》卷。文徵明（1470—1559），诗文书画俱工，亦精鉴藏，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文氏好写《兰亭序》，传世临本众多，此卷书于八十九岁之时。用笔、结字和章法与传世王羲之书《兰亭序》多不相同，应是意临之作。笔法内敛含蓄，间架缜密，笔意连绵贯串处予人自然生动之感。

明代丰坊《各体书书诀（下册）》。丰坊，字人叔，号南禺外史，嘉靖二年（1523）进士，明鄞（今宁波）人。家藏碑刻法帖丰富，临摹几可乱真。本幅选自《元明书翰》第二十一册，起首叙说古代书家借着观察日常生活中旁人争道、舞剑、运篙的动作，从中领悟书法诀窍的道理。紧接着通过“以火筯画地炉灰”和“于通衢见蹴踘者”经验的分享，说明自己领悟执笔之法和运笔之势亦与手脚活动有关，旨在强调书法和肢体开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国赵叔孺篆书。赵叔孺（1874—1945），原名时棡，以字行，浙江宁波人。清末任福建同知，民国以后隐居上海，潜心书画篆刻，为“海上四大家”之一。所作圆朱文印风致高雅，门生子弟传绪所学，对民国印坛影响颇深。本幅为蔡辰男捐赠。内容书录《正考父鼎铭》其中一段，释曰：“壹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予敢侮。”用笔圆润，结体匀整；精神与法度兼备，可为篆书典范。

民国邓散木行书中堂。邓散木（1898—1963），上海人，原名菊初，号粪翁，以字行。精通书法，亦能绘画、填词。著有《篆刻学》一书，嘉惠学子无数。本幅作品节录宋人黄庭坚书论一段：“余尝评元章书如快剑斫阵，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度。”将米芾书法用笔的笔势，譬喻成将士用剑般敏捷快速，可谓生动贴切。邓氏书写时似有所感悟，凝炼厚重的线条与展现速度的飞白、牵丝连绵处相互衬托呼应，呈现力与美的激荡，令人感佩。（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